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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审计院的会计检查与监查委员会的公务员职务检查虽有分工，但在实践中两者职权相互交叉重叠。

为避免过多陷入细节性的辨识困难，笔者对教材中主导性观点进行了梳理，从中可见我国学界就行政协议与单方行为的界分问题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三种主导性观点。形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现有实体法与诉讼程序法所形成的规范体系中，未能在行政协议与单方行为之间形成制度隔离。

就现阶段而言，尽管学理上尚待梳理，司法实践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适用并行禁止原则。另一方面，由于相对人可以随时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提起行政诉讼，意味着拆分公式的适用可以随时开始、随时变更、随时中止，此情况进一步加大了拆分结果的不可预知性。德国学界形成的基本判断为：在用尽协议方式之前不应允许行政机关解除协议、另行依法作出单方行为。除上述学理推论之外，拆分意思表示的做法亦无法获得实体法上的规范支持。[35]参见刘飞：《行政协议诉讼的制度构建》，载《法学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37 页。

在具体行政行为分立说主导下，2000年颁布的《若干解释》中不再采用单方行为之表述。质言之，应基于并行禁止原则以及协议优先原则，致力于在行政协议与单方行为之间构成制度隔离，以实现两种行为方式之间的界分。在美国，原意又划分为制宪和修宪者的原初意图(original intent)与当时公众的原初理解(original public meaning)。

一是文义解释，即探寻宪法文本在当下的平义(plain meaning)，也就是宪法文本所直接规定的内容或者是可以直接从宪法文本中解读出来的含义。2019年12月1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委员长会议通过《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中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研究，发现法规、司法解释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或宪法精神问题的，应当提出意见。二是体系解释，即从宪法文本内部的条文关系里推断宪法的规范意义，也就是从宪法文本……中推导、论证、引申出来的含义。这种解释方法将宪法文本预设为一个整体，其内容虽然划分章节条款，但是并非分散割裂，而是互为呼应、阐释和补充。

而就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权威而言，这一问题在美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作为审查机构的联邦最高法院缺乏民主正当性，在审查作为民主过程产物的国会立法和总统命令时，会发生所谓反多数难题(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宪法室的第一次宪法精神判断涉及《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中对英烈功勋的评价。

一座独具特色且适合国情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大厦正在加紧施工，而它必将成为全面依法治国之路上的一道靓丽风景。解释立场而非解释方法问题，才是当代美国宪法学的主要争论所在。审查工作涉及重大方针政策时，不应当搁置宪法，而是应当将重大方针政策的内容推定为合宪，据以解释宪法精神。三、宪法精神与宪法解释的立场宪法解释方法的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就需要确定文义、体系、历史和政策等解释方法的相互关系。

而我国宪法在起草时注重文本的整体性，各条文之间存在细密的联系。由此可以合理推断，《立法法》中宪法精神的含义，与法规备案审查室对《办法》中相同概念的解读是基本一致的，指的是用文义解释以外的方法所阐发的宪法规范。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宪法室已经三次就人大立法是否符合宪法精神做出判断。在几个大国占据世界宪法话语优势的今天，这种实事求是的立法态度尤其可贵。

特别是原旨主义与活宪法立场的对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处于风暴的中心，影响持续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指出，这一条文是根据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宪法序言精神制定的。

二、宪法精神与宪法解释的方法《立法法》将宪法精神列为合宪性审查依据，提示了中国宪法解释方法体系构建的方向，即以文义解释为基础，又不拘泥于文义解释，承认体系、历史、政策等解释方法并加以综合运用。虽然某种程度的自由心证在解释作业中在所难免，但是应当维护宪法推理形式的严谨，因为形式的严谨性本身就是法律权威的来源之一。

宪法精神写入《立法法》也表明，一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应当立足国情，根据自身实践不断摸索和完善。这种联系是解释宪法时所必须尊重的客观存在，所以体系解释不仅必要，而且可行。除此之外的历史素材，除非有相反证据，否则不具备权威性，可信度也需要严格审视。文义解释仅涉及宪法规定和原则的阐发，而体系解释则是探寻宪法精神的方法。近年来，全国人大已经意识到了这一挑战的重要性，由宪法室选编制宪和修宪的重要文献资料并公开出版。但是，有限的经验足以提示我们，在文本之外还有许多解释素材值得考量，在文义解释之外还有许多解释方法值得运用，而这些经验就以宪法精神写入《立法法》的形式获得凝练和发扬。

前者是根据宪法规定的主要任务来推究宪法的规范意义，后者则根据宪法解释的可能社会效果来确定宪法的含义。据此，《立法法》上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宪法精神，主要是指运用文义解释以外的方法，从宪法中阐发出的规范意义。

就法律权威而言，关键是要将宪法当做法来解释，彰显宪法解释作为法律推理的性质。近代以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毕生奋斗、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功勋彪炳史册，精神永垂不朽。

宪法关于计划生育的规定虽然在字面上没有提及生育政策的调整，但是其精神在于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指向性与方向性相统一，因此将政策调整写入立法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与宪法室类似，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也曾就法规是否符合宪法精神做出判断。

迄今为止，审查工作中至少出现过两次政策解释突破文义解释的情况，而审查机构都采信了政策解释。宪法精神的提出，为建立包括文义、体系、历史和政策等方法在内的宪法解释方法体系奠定了基础，也提示探索确定宪法解释的立场，据此协调体系内部关系，树立和巩固合宪性审查的法律和政治权威。(一)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在宪法解释活动中，宪法文本是最为基本的解释素材(不成文宪法国家另当别论)。这些扩容显然突破了字面意义，而宪法室的解释是：有必要在遵循宪法精神的前提下，根据实践发展需要，以积极开放态度与时俱进地理解宪法精神——其活宪法立场可谓呼之欲出。

在我国，用政策解释宪法的主要挑战在于制度的定位。评价一国合宪性审查制度成败得失的金标准，始终是制度能否促进该国在法治基础上的长治久安。

只要没有突破这一精神，就完全可以通过立法赋予宪法条文以新的内涵。为此，首先要保持解释立场的相对稳定，不应当在立场光谱上做过于迅速的移动。

与原旨主义相对称的是演进主义(evolutionism)的立场，具体又分为优先采信政策解释的活宪法立场(living constitutionalism)和优先采信先例(precedential)解释的普通法宪法立场(common law constitutionalism)。宪法室指出宪法有关规定的精神、方向、导向是非常明确的，即实行对外开放。

民族精神中的精神也能被前述义项二所含括。当下值得讨论的是历史解释和政策解释。一是在审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时，如果按照历史解释，亲历者的记录表明宪法计划生育条款仅有少生和优生的意思，这与草案中关于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第二条)、暗示放松限制甚至鼓励生育的规定不一致，而宪法室采用政策解释规避了这种不一致。(一)实然层面的讨论在实然层面，宪法的解释立场问题尚未受到与解释方法相当的重视，以至于经常发生将立场与方法混淆的现象，特别是将作为立场的原旨主义(originalism)错误理解为解释方法的一种。

例如，有学者认为我国八二宪法的精神主要就体现在其所揭橥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法治主义这三大基本原则之上。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3期。

只要坚持这一标准不动摇，中国就可以走出符合国情的合宪性审查道路，而《立法法》原第四条的修正就是一座里程碑。随着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我国外资立法特别是《外商投资法(草案)》对于外资的政策、形式和主体的限制不断放宽，已然突破了宪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字面意义。

这个问题在我国不存在，因为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机构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而宪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就赋予全国人大以至上的民主合法性。宪法第四十条关于公民通信自由和秘密的规定，在字面上并未涉及通讯记录的调取。